Minirain & Rainyme

HBO有lunch time movie，我想說自己也要來個午餐電影，今日的午餐電影是1989年電影，悲情城市。
上一次看這電影時我還只是個大學生，經過了這幾年的到處走走逛逛，對歷史的多一點了解，再看悲情城市居然跟我印象中的不太一樣。

首先是關於悲情城市這個地方。

九份、金瓜石與《悲情城市》、《多桑》這些電影有著微妙的互文關係。在重新造訪九份跟金瓜石後，我多少相信他們今天所成為的樣子，不能完全脫離電影所帶出來的，山城的那個面貌。從電影來認識九份和金瓜石，和從旅行來認識九份和金瓜石，感受上會有一些重疊，但又各自發展出不同的曲徑。

《悲情城市》並沒有真正把城市當成主角，除了那條沿著地勢攀爬的老街、八角理髮廳，以及九份的山景海景以外，我不覺得這個故事必須發生在九份金瓜石，電影並沒有把礦城風情完全推展出來，金九兩地只是作為一個有著壯闊風景、浪漫感覺的背景而已（雖然作為一個電影中的城市，這樣的戲份或許也已經足夠）。倒是他們作為台北近郊的山城，在混亂、迷惘中，成功側寫了當年的，註定不能被看見的二二八台北。

這是我單方面的想法，我假設台灣電影似乎承襲著一種不太喜歡與拍攝地點做文化結合的傳統。這有可能是因為文化上的強勢力量一度傾向中國中心主義，並且排斥在電影中表現對台灣地景的熱愛跟了解，過於嚴格，據說時常無的放矢的電影檢查制度可能也是一個原因。當然，隨著時代的推進，越來越多電影跟拍攝的場景有更熱烈的對話，像我覺得《大頭仔》有一場在寶藏巖吵架，從室內到室外的追逐戲就很生動精彩。

再來是歷史部份。

以前我對二二八的感覺大概就是電影裡這個樣子，濃重的憂鬱悲傷，台灣人爹不疼娘不愛，無處可走。記得曾經有朋友對我提過，他們的老師用《悲情城市》來作為講二二八事件的教材，搞得他亂無頭緒。現在我覺得用一部藝術風格這麼強烈的電影來講二二八，這是很危險的。電影沒有那個責任按照歷史的進程拍，《悲情城市》也的確沒有力求史實考證，所有的做法都首重情緒上跟美學上的完美。

侯孝賢吳念真他們很聰明，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只是作為這個大家庭命運的其中一條重要切線而已。站在主人翁家族的立場來看、站在吳寬美的立場來看，他當然可以偏頗，或至少簡化認知。我們可以從電影來討論他說二二八的企圖、方式和效果、討論閱讀電影的策略，但是無法從電影來討論二二八，那會是一個邏輯上的謬誤。

嘿，後來我才知道，當時的台灣有著各式各樣的協會組織，不只是每個組織的政治立場跟理想都不同，即使是同一個組織內也有非常複雜的路線之別。因此，在二二八發生之時，每一個知識分子對事件的解釋以及後續應該怎麼做都抱持著不同的態度。所以有人會去參與協調委員會，有的人開始收集武器，有的人或許會想到無產階級社會的早一天到來，這其中台灣人的能動性跟歷史的複雜程度，不是一個“sadness”就可以說完的。

電影很快的進入到白色恐怖時期，白色恐怖跟二二八當然不是同一件事情，但要怎樣解釋他們不是同一件事情呢？我覺得這並不容易解釋。而《悲情城市》不但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甚至還會誤導觀眾。劇中主角並沒有正面參與二二八事件，他們去了台北，似乎看到了什麼、或許參加了什麼，電影並沒有說；但是依照他們閱讀的書本、跑到山裡自給自足辦教育、打算獻身於祖國美麗的將來來看，他們就是白色恐怖主義直接追殺的對象之一。

語言部份。

我想我對語言極不敏感，即使針對《悲情城市》在語言使用上的討論有一大堆，我還是無法在第一次觀賞的時候就注意到每一個在語言操作上的細節。可能上了一個學期的語言學有差XD，這次看，《悲情城市》中刻意安排卻不彰顯的語言的部份就比較明顯了。以吳念真、詹宏志等人為首的知識分子群，第一次去找文清時，就已經告訴觀眾，他們之中有人不通閩南語，必須仰賴同伴同步翻譯。這個人就是張大春，他出場的時間都不大開口，唯一一次說了兩三句努力字正腔圓的北京話，聽的出來他從聲音上要扮演的，是一個外省人。金士傑扮演的黃先生，更是明顯，他完全聽不懂吳寬榮的話，不管他說什麼，他都只有點頭，然後顯然寬榮也不會講黃先生的語言，黃先生跟文清只能用筆談（幸好8歲就聾了的文清還有學會讀寫漢字）。

可怕的是，上一次我看《悲情城市》時竟可以完全忽略掉這個事實，他們努力的呈現了語言與語認同上的紛雜，而我卻可以輕鬆略過。我固然是有注意到上海話、日語跟粵語的部份，可能北京話跟台語的轉換我都能輕易聽懂，所以也就太沒發覺，語言真是一種令人不自覺的東西啊～～

此外，文清和寬美的名字在片中是以日文來叫的，較年長的文雄則是以台語叫。他們兄弟的年紀差別和時代特性也有表現在語言的使用中喔。不過國民黨阿兵哥全操著標準北京話就有點怪了，他們的北京話不應該每個都講得這樣好XD。然後，梁朝偉明明說得一口流利粵語，確必須裝啞巴，倒是太保有許多粵語的表現機會，又可以盡情的罵人挑釁（個人以為是粵語的精髓），不知道梁朝偉羨不羨慕呢。